1939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时指出，“十八年的经验，已使我们懂得：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在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毛泽东将统一战线作为中国革命胜利的重要法宝，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创造性提出并实行具有中国特色的统一战线理论、方针和政策。深刻认识和把握毛泽东关于统一战线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对于在新时代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奋力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毛泽东始终认为，统一战线是一个基本的问题，无论如何要团结最大多数的人。从青年时代开始，他就高度重视统一战线工作，为实现党在革命和建设时期的使命任务，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作出了重要贡献。

统一战线被毛泽东誉为战胜敌人的基本武器、中国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毛泽东关于统一战线的实践探索，形成了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内容丰富、逻辑深刻、体系严密，包括无产阶级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问题、两个联盟问题、统一战线的方式目标问题、国际统一战线问题等方面，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中国共产党的宝贵精神财富。
　　坚持中国共产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领导权问题是统一战线的核心问题。毛泽东多次强调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指出统一战线“必须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的领导之下。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的领导，任何革命统一战线也是不能胜利的”。
　　毛泽东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决定了对统一战线的领导。因为“只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才最没有狭隘性和自私自利性，最有远大的政治眼光和最有组织性”，才“能够领导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克服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狭隘性，克服失业者群的破坏性，并且还能够克服资产阶级的动摇和不彻底性”，“使革命和战争走上胜利的道路”。1938年，他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结论中指出，“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实际上强调了无产阶级对统一战线的领导问题。毛泽东明确了坚持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必须具备的两个缺一不可的条件，一是“率领被领导者（同盟者）向着共同敌人作坚决的斗争，并取得胜利”；二是“对被领导者给以物质福利，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同时对被领导者给以政治教育”。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正是通过一系列正确方针政策，发挥共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从政治、思想、组织上保证了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
　　统一战线中的两个联盟及对资产阶级的政策。毛泽东认为，中国的统一战线一直存在两种联盟：“一种是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一种是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指出“同农民的联盟是主要的，基本的，第一位的；同资产阶级的联盟是暂时的，第二位的”，强调“这两个联盟对我们都很必要”。
　　毛泽东始终坚持两个联盟思想，先后主张创造发展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在发展工农联盟基础上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政党反帝反封反军阀、动员民族资产阶级加入工农民众统一战线，并在新中国成立后继续发展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他尤其注意区分中国资产阶级中的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强调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中国无产阶级也可以和大资产阶级的某些集团建立反帝统一战线。此外，他分析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即“参加革命的可能性”和“对革命敌人的妥协性”，坚持独立自主，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团结他们一起反对帝国主义，支持他们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言行；对他们反工人阶级的、反共的反动言行，进行适当的斗争”，真正“使他们站在人民的方面，反对帝国主义”。
　　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毛泽东认为，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自己的纲领、路线和战略目标，同时也要照顾同盟者的利益和要求，有时做出必要的妥协和让步，即“原则性必须是坚定的，我们也要有为了实现原则性的一切许可的和必需的灵活性”。
　　1938年4月，毛泽东在鲁迅艺术学院演讲时说，“现在为了共同抗日在艺术界也需要统一战线”，但“在统一战线中，我们不能丧失自己的立场”。毛泽东将原则性与灵活性有机结合，充分运用到各项政策中。对民主党派，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为我国多党合作事业健康发展奠定重要基础；对民族问题，强调“必须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巩固各民族的团结，来共同努力于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主张信教自由，但强调共产党员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对知识分子，认为“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的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从大量吸收到团结、教育、改造；对民族工商业，从保护到有伸缩性的限制，再到“逐步实行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以达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等等。这些政策的实施，有利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服务。
　　建立国际统一战线。毛泽东关于建立国际统一战线的理论，开始形成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新中国成立后得以继续深化和发展，从坚持“一边倒”、提出两个“中间地带”理论与建立“反帝反修”的国际统一战线，到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主张建立国际反霸统一战线，在世界的大舞台上不断进行着实践。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坚持独立自主，努力争取和联合国际力量共同抗日，提出了抗日国际统一战线问题。他指出：“日本的侵略就不仅是中国的问题，而且是应由太平洋地区所有国家来对付的问题。中国苏维埃和中国人民因此要同各国、各国人民、各党派和各群众组织团结起来，组成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强调“目前共产党人在全世界的任务是动员各国人民组织国际统一战线，为着反对法西斯而斗争，为着保卫苏联、保卫中国、保卫一切民族的自由和独立而斗争”。新中国成立后，他坚持调整中国对外战略，主张团结社会主义国家、第三世界国家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民族，并在接见非洲朋友时强调，“我们的团结不是种族团结，而是同志、朋友的团结。我们要加强团结，共同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他们的走狗，为争取完全彻底的民族独立和解放而斗争”，为促进国内发展、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提供了重要保证。
　　

《毛泽东选集》开篇讲的就是统战战略问题：“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强调“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毛泽东不仅是党的统一战线理论和策略的奠基人，而且还亲自做统战工作，争取尽可能多地团结各界人士，是贯彻执行统战政策的带头人和开拓者。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毛泽东认为，“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瓦窑堡会议后，他有时一天写七八封致国民党将领和要员的书信，动员他们联合抗日。如致朱绍良的信中指出国共两党团结对敌的必要性，“十年酣战，随处与先生相遇，可谓大有缘矣！然鹬蚌相持，渔人伺于其侧，为鹬蚌者不亦危乎？付上共产党致国民党书，为国家民族谋，亦为先生谋也。两党两军之间，无胶固不解之冤，有同舟共济之责”，期望双方“抛嫌释怨，以对付共同之敌”。国民党高级将领刘斐，曾纠结是否走向共产党。为探析毛泽东态度，他在吃饭时讲出自己的顾虑，问毛泽东：“打麻将爱打清一色呢，还是喜欢打平和？”毛泽东听后笑着回答：“平和、平和，只要和了就行了。”一语双关，点破迷津，刘斐也下定决心，说：“平和好，那么还有我一份。”毛泽东始终注意最大限度团结不同力量，共谋国家发展和进步，为当前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提供了生动借鉴。
　　广交一切可以交往的朋友。毛泽东广交朋友，许多原国民党要员如张治中、李宗仁、程潜等，在毛泽东的帮助下回到人民怀抱；许多学术师友、社会朋旧如张澜、沈钧儒、郭沫若等，也在毛泽东的率尔相交中殊途同归为中华。1949年初，毛泽东会见傅作义时说：“你有功！谢谢你，你做了一件大好事。人民永远不会忘掉你的！”之后又向他说明北平解放的必然性及和平解放北平、不做千古罪人的考虑，阐述部队整编政策，彻底打消了傅作义心中的不安。全国解放后，毛泽东约见曾经他介绍在武汉农民协会工作、但大革命失败后转投教育事业的周谷城。面对周谷城的忐忑和尴尬处境，毛泽东表示理解，同时支持周谷城的工作和治学，鼓励他在学术问题上参加争鸣，把《世界通史》写下去。毛泽东还多次邀请周谷城吃饭，彻夜长谈，品评诗词，即使两人在史学问题上意见相左，也毫不介意，反而赞赏周谷城的治学严谨。即使到了今天，毛泽东真诚对待党外人士、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的交友原则和工作方法，仍值得我们学习。
　　争取一切国际朋友的支援。毛泽东不仅关注党内、国内团结，也关注全世界的团结问题。他认为应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国人民共同奋斗，指出“我们的原则，就是不管你什么人，外国的党，外国的非党人士，只要是对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有一点用处的，我们就应该团结”。1936年7月，他同斯诺谈话时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不仅是中国的敌人，同时也是要求和平的世界各国人民的敌人，特别是和太平洋有利害关系的各国即美、英、法、苏等国的人民的敌人。”认为中国要在最短时间赢得对日本的胜利，就要把统一战线推广到包括所有与太平洋地区和平有利害关系的国家。1954年，他在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致开幕词，指出总任务是“团结全国人民，争取一切国际朋友的支援，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为了保卫国际和平和发展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进一步阐述、发展了国际统战理念，为新中国的外交政策指明了方向。
　　新时代新征程，必须坚持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在政治原则、政治方向、重大方针政策上把舵定向；必须巩固共同思想政治基础，坚持一致性和多样性统一，找到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必须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团结不同党派、民族、宗教、阶层的人士和群众，形成共同致力民族复兴的强大力量；必须统筹好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坚持胸怀天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携手开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